演藝經歷
演藝經歷他參演的第一部電影作品,是1956年八一廠的《戰鬥里成長》,也正是從這部電影處女作開始,他在銀幕上的角色,便由此開始了長達五十餘年的“反派”定型。於是,《赤峰號》中的敵艦長、《戰上海》中的敵參謀長、《打擊侵略者》中的偽團長、《回民支隊》中的叛亂分子、《突破烏江》中的匪營長、《岸邊激浪》中的“大金牙”、《南海長城》中的敵特匪首"王中王"……當然,最令人津津樂道的、且與方化的《平原游擊隊》中的日本鬼子松井並駕齊驅的角色,當屬王孝忠的一系列日本鬼子形象,像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中的特高科處長中村、《地道戰》中的中隊長山田、《野火春風斗古城》中的情報顧問多田、還有後來八十年代初期的《一個美國飛行員》中的憲兵隊長坂田等等,細數起來這些著名影片中王孝忠的日本鬼子形象,幾乎占據了他所有出演角色的二分之一。這些同屬是日本鬼子,但角色定位卻各不相同,因為這其中的日本鬼子,既有詭計多端的特務,又有行伍出身的軍曹,王孝忠從整體角色的一體化中,又找出了各自角色中的不同表演區域。這主要是得益於他青少年時代,人生成長的那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。
人物軼事
1928年5月29日出生東北、長在瀋陽的王孝忠,1942年,就讀於奉天鐵路學院電訊專科。當時,任教老師、舍監等要職的都是日本人。這些退伍軍人雖脫下戎裝,但是從骨子裡卻頑固的保留下了日本軍人所特有的武斷、偏執和粗暴,對於在校學生,這些日本人在教學和進行柔道訓練中,經常拳打腳踢,瘋狂施暴,這種階級仇、民族恨,深深的烙印在王孝忠幼小的心田裡,由此在他從藝以後,並且去尋找與日本鬼子這一反派角色的人物原型和創作淵源時,這些痛苦屈辱的經歷,便自然而然地浮現在他的眼前,王孝忠便從中進行了正確、恰當的借鑑,從而磨合到與角色相一致的切入點,使自己曾經經歷的生活往事,有益的成為他塑造角色的生活素材。從而使王孝忠的日本鬼子,從腦海中真實人和事的底片中,再和大量的史海資料相結合,從而令廣大觀眾過目不忘。
1957年期間,王孝忠拍攝《永不消失的電波》有一場戲,是他扮演的日本特務頭目中村,審問通過“分區停電”的手段而抓捕的地下諜報員李俠,很老練地瓣開他的手指陰險地說道:“老資格了啊。”這一動作便是王孝忠在劇本里並沒有寫到的現場發揮,因為他在此之前曾接觸過整天發報的一個電務員朋友,看他手的中指由於經常按擊電鍵,已經壓磨的呈扁平狀,與一般不從事這份工作的人的手指並不相同,他在拍攝現場用這樣一個很恰如其分的動作,來表明日本特務的詭計多端,使這一反派人物的性格特徵立刻顯現出來。樂得導演王苹高興地一下子撲到王孝忠的身旁,連聲叫好。
1961年,王孝忠在《突破烏江》中,為了更有別於以往扮演的反派角色,他特意嚮導演李舒田和李昂提議,把這個敵營長處理成一個“結巴”,是憑藉自己的做旅長的姐夫才當上營長,以表現出他的愚蠢、無知及獨斷專行的魯莽性格。但是,怎樣“結巴”?該用哪一種“結巴”?王孝忠卻還在心裡圍繞著“結巴”的發音犯著嘀咕。正巧,有一次,他在北京前門大柵欄等公共汽車的時候,遇到一位“結巴”走過來,主動找他問王府井百貨大樓該搭什麼車、怎么走,此人一開始說話還算流暢,但關鍵的詞句卻因為著急憋脹得滿臉通紅,卻是越著急越半天說不出來,王孝忠從中似乎一下子尋找到創作靈感而茅塞頓開。這個並不是平時經常可以看得見的那種每句話都說不囫圇的“結巴”,很有語言表達方式的特色,他於是便一直跟著這個“結巴”,不但熱情的給他指路,而且還一同乘車前往王府井百貨大樓,待“結巴”下車以後,王孝忠又暗暗跟在他的身後,也走進了王府井百貨大樓里,去仔細觀察這個“結巴”的言談舉止,一舉一動。
所以,在《突破烏江》中,王孝忠把生活中的觀察和積累,巧妙的“拿來”和借題發揮,並自然的運用到又一個反派角色的處理當中。王孝忠認為反派角色最難的一點,就是因為劇本對這樣的一種人物沒有突出性格的刻畫,著墨很少,更沒有連貫的人物情節,往往都只是一個臉譜化的注釋符號而己,因為大量的筆墨要重點突出正面人物、英雄人物和主要人物,反派角色該如何來演,這隻有靠自己去悉心啄磨,發揮演技,塑造出不相雷同的反派角色來,而不能是千人一面。
原八一電影製片廠、珠江電影製片廠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王孝忠於2016年1月22日15時20分在廣州逝世,享年88歲。
主要作品
王孝忠電影作品一覽表
1957年:《戰鬥里成長》;
1958年: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;
1959年:《回民支隊》、《赤峰號》、《戰上海》;
1960年:《奇襲》;
1961年:《突破烏江》;
1962年:《東進序曲》;
1963年:《怒潮》、《野火春風斗古城》;
1964年:《岸邊激浪》;
1965年:《打擊侵略者》、《地道戰》;
1976年:《南海長城》;
1978年:《不平靜的日子》;
1980年:《一個美國飛行員》;
1981年:《皆大歡喜》、《畢升》;
1983年:《秋天裡的印象》;
1984年:《海瑞罵皇帝》;
1985年:《女子別動隊》。
人物生活
“改頭換面”的《地道戰》
1965年,王孝忠和張勇手、劉江等人參演的《地道戰》一片,原本是一部“軍事教學片”,但考慮到影片內容的主題化、情節的觀賞性,大家集思廣益,配合以擅拍軍事科教片的導演任旭東一起,依據本廠拍攝《地雷戰》的成功經驗,共同將一種單調、枯燥、無形情節發展的非故事片片種,拍成一部在中國影壇上至今還廣有影響、且深受廣大觀眾由衷喜愛和歡迎的故事片類。這是八一廠繼1962年的《地雷戰》之後,是“軍事教學片”和“戰鬥故事片”的一種很有益的探索和嘗試。
當時,廠領導並不同意更改原片類型,因為拍片經費數額有限,仍以“軍事教學片”撥款,導演堅持初衷,在攝製組成立後,除了王孝忠、張勇手、劉江、謝萬和四個人是八一廠演員之外,其餘全部借用工程兵部隊文工團的演員,包括主要演員朱龍廣、劉秀傑等,工程兵部隊不但出人出力,還投進了相當一部分資金,以確保影片的順利完成。影片成功拍攝以後,審片的領導頓時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,投放市場後,也立刻在廣大觀眾中間產生了廣泛的好評,並在民間引起了巨大的轟動,當年的拷貝增訂數在全國同類故事片中高居第一。雖然,影片片頭仍然是以“軍事教學片”出現字幕,但影片中完整而連貫的故事情節,所弘揚的愛國主義、民族精神和中國人民的氣節,都給人以極大地振奮和鼓舞。
在影片中最後的結尾處,當迴響起高亢激昂的“地道戰,地道戰,埋藏著英雄千千萬……”的主題曲時,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隊長在我抗日軍民的追趕下猖狂逃竄,按照導演的構想要求王孝忠在自己所騎的戰馬飛跑的時候,在通往前方挖的一個很深很深的坑道里時,待戰馬跳躍的時候,同時從馬背上縱身跳下,完成這一組鏡頭。為了防止演員意外受傷,劇務組已經事先在大坑旁邊埋上一根樹樁,在馬跳躍的時候,好讓王孝忠緊緊地抓住這個樹樁,防止戰馬跳躍一刻會把演員甩進坑道里。當這一組鏡頭進行實景拍攝時,王孝忠在攝影機跟蹤自己同步搶拍之時,按照規定跳躍戰馬,由於心裡高度緊張,不小心雙腳一下子提前脫掉了馬蹬,險些從馬背上摔下來,說此時,那時快,王孝忠在脫離戰馬的一剎那間,趕緊用雙手死死地抱住了旁邊的樹樁,飛馳的戰馬縱身越過深坑,一躍而過。這個鏡頭一次成功了,可當時為了這個情節,醫院裡的醫生、護士都在一旁緊急待命,唯恐萬一出現意外,好趕緊現場及時搶救。王孝忠一次拍完這個高難度的鏡頭,使這齣有驚無險的戲,讓現場的救護和劇組人員深深的鬆了一口氣。接下來便是朱龍廣扮演的男主人公高傳寶追上敵人,在一個破窯洞裡一把抓住王孝忠扮演的日本鬼子山田,面對鏡頭,伸出雙手,來一個氣宇軒昂的造型亮相。雖說這部影片明顯充斥著一些臉譜化的描寫,但卻給當時的觀眾,是一種非常鼓舞人心的感覺。
只可惜,這樣一個高難度的動作拍出來之後,卻是徒勞無功,王孝忠吃驚的發現,在影片公映的完成本里,並沒有這樣一個情節和鏡頭的出現。事後,他趕緊追問導演,原來是因為影片已經超過了固定故事片的時間,而被迫刪減掉了。王孝忠聽後,為此抱憾不已,但是身為一名服從命令的軍人演員,他也毫無辦法。令他惟一略感欣慰的是,這部《地道戰》,連同《地雷戰》,再加上新拍的《南征北戰》一起,組合成“老三戰”,在“文革”之後多年荒蕪的中國電影銀幕上,以其特殊的涵義仍能夠反覆、不斷地上映,故此,大家在連續、多次的觀看中,已經在各自的心裡,把電影中的每一個演員、每一段情節,都根深蒂固地牢牢記住。許多觀眾在觀看這部影片後,都能會記住了王孝忠扮演的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,還有劉江扮演的那個“高,實在是高”的愚蠢的湯司令,那些 “高、大、全”的正面人物,由於缺乏鮮明而突出的性格特徵,反而在觀眾心中卻相對模糊了。
八一電影製片廠由此成功舉措之後,在新時期電影復甦後,又陸續推出了《飛虎》、《長排山之戰》等一系列不同軍事題材的同類標有“軍事教學片”的片種。
“對號入座”與“黑幫”奇遇
像王孝忠這種以專演反派、擅演壞蛋且小有名氣的“配角”,在“文革”後期,當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大風暴的無情衝擊。當時同他一樣正直的八一廠同事張良、邢吉田、張懷志、王毅等人,被在中央軍委把持大權的林彪集團視為“軍隊異己”,暗降二級,以“勞動改造”的身份,按士兵復員回鄉處理。
1969年,正值“文革”動亂達到全國大亂之時,王孝忠回到闊別已久的東北老家,被重新分配到哈爾濱鐵路機務段車輛廠,當上了一名普通的機修工人,這並非是一時半會的體驗生活,而是實實在的變相勞動改造,況且這種工人的身份和生活一乾就是多年。其中,王孝忠還經歷了一段別人從未經歷過的“奇特遭遇”。
當時,有一天傍晚,王孝忠在一家小飯館用餐時,一夥流氓小團伙主動上前搭腔,他們不但早已認出了銀幕上的“日本鬼子”王孝忠,而且還打聽到他的行跡,而暗地跟蹤了他好幾天。其中一個裝扮時髦的女青年,更是把啤酒杯遞到王效忠的面前,主動要同他交朋友,流氓團伙的最終目的,就是想要王孝忠加入他們的犯罪團伙,以他的名氣和聲望,而成為支持他們的“黑幫老大”。對此早已超出“追星”之外荒唐又無知的特殊要求,王孝忠當時的確感到事態嚴重,非同小可,尤其自己還是在脫下軍裝被“勞動改造”的監控之中。他一方面對之曉以道理,一方面暗地裡尋找脫身時機。後來,幾經回合,他好不容易才擺脫了糾纏,並從此改變了每天上班既不能遲到、又要錯開下班的時間,以迴避流氓小團伙的再次跟蹤。為了此事,王孝忠頗費心思地花費了相當長一段時間,才保得平安。
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,確實讓人感到王孝忠“日本鬼子”和反派角色的魅力獨具,同時也無形中反映出當時的中國電影,在民間一種單一、普及化和大眾化的心理效應。
“暮止晨歸”的又一台階邁進
林彪自我毀滅後的1973年,王孝忠等人重獲新生,又即將可以重新回到離開多年的八一電影製片廠。但是,在王孝忠人生最失意的歲月里,是地處廣州的珠江電影製片廠,伸出了熱情的雙手,接納了王孝忠、邢吉田、張良、張懷志、王毅等人,大家感到受人滴水之恩,應當湧泉相報。經過幾人慎重合計之後,還是決定繼續留在了珠江電影製片廠,而且是一留,就終身留到了現在。
王孝忠一行五人直到1985年,才正式從八一廠辦理了轉業手續,從而成為早在1969年就離開八一廠,直到1985年才正式算是脫下軍裝的一批“特殊軍人”。
王孝忠在南疆春早的廣州,在維繫自己後半生的珠影,不但繼續延伸著本人努力超脫"臉譜化"的個性表演特色,而且還力爭將自己的戲路,朝著喜劇方面發展,如在珠江電影製片廠《皆大歡喜》中主演的王廠長,就是一個實踐良機,也是他一輩子擅演反派的大翻身。對於戲路,對於表演,作為任何一名演員,當然是希望更好地塑造出不同類別的銀屏角色,王孝忠也不例外。但他對藝術嚴謹的主導思想和創作思路,無形中要求他要非常認真、精益求精的對待每一個角色,而從不過多過濫的“濫竽充數”。
王孝忠一輩子演戲做人,悟出了許許多多的真知灼見,而對於自己一生中的銀幕創造,則自愧遺憾,深感不足。他對於上影廠的著名演員李緯推崇直至,認為他亦反亦正,在舉手投足間都有戲份,認為自己發揮角色較為滿意的是《回民支隊》中的反派人物白守仁,有一種人物性格轉變的複雜性;而最大的敗筆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古裝片《海瑞罵皇帝》中,扮演的大奸臣王金,因是第一次扮演古代人物,缺乏必要的案頭準備,再加上由於是香港導演從商業角度出發,注重講究時效和過多考慮市場的“短、平、快”操作,而糟踏了一部很好的題材,甚為可惜。
一席話道出了演員對自己公正、客觀、實事求是的直白評價,也同時流露出對當今影視界,個別不顧藝術質量,粗製濫造、追求金錢利益價值的不良現象的一種蔑視和憂慮。